原标题：万安伦 张小凡 黄婧雯丨载体·符号·技术：NFT对数字出版的突破与贡献

  NFT是当下最受热议的数字出版概念之一，对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技术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数字出版演化出新的逻辑与生态。从出版的三要素来看，NFT改变了数字出版的三大基本形态与实践方式，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出版实践活动中，推动了包括数字收藏品在内的数字出版发展。但在火热的市场大潮下，也要警惕NFT给数字出版带来的新问题，厘清NFT与数字出版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数字出版的健康发展。

  数字藏品是数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出版领域较为成熟和前沿的领域，已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在数字出版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收藏品在新形势、新路径的探索中作出较大的贡献，从出版三要素的角度来看，数字收藏品对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均带来不同程度的突破。尤其在2021年NFT开始应用于数字收藏品领域后，伴随着这项新技术的广泛落地，数字出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1年，数字收藏品的NFT交易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交易额度超过了230亿美元 ［1］ ，行业规模超越了多个传统的数字出版形式，因此2021年也被称为“NFT元年”。

  NFT全称为Non-Fungible Token，译作“非同质化通证（代币）”。与每单位的比特币可以无限拆分不同，NFT最大的特点是不可分割，即每一个NFT与其他NFT都是不同的。简言之，NFT可以被看作所有不可分割的数字资产的权证，适用于各种数字产品如某条微博、某首未发行的歌曲片段、某个电子游戏中的道具、某张未公开的老照片等。如用现实资产中的房产来做类比，数字资产可被视作房屋，NFT可被视作房产证。虽然是新型的数字货币形式，NFT的底层运行逻辑仍兼具数字货币的各项特点，如不可篡改、可清晰溯源、分布式记账应用、透明度高等。NFT的“非同质化”导致其与比特币等其他数字货币所锚定的商品完全不同，广义上来看，NFT可以锚定所有数字资产，但受不可分割特性的影响，在现阶段的数字出版实践中，NFT主要使用在于数字收藏品的交易。

  NFT为数字出版尤其是数字收藏品及交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改变了数字收藏品产权转移的逻辑和效率，进而影响了整个数字收藏品的链路和生态，并将区块链技术引入数字出版范式之中。出于其不可分割的特性，在某些话语体系内（如NFT投资交易行业），许多人甚至将NFT的权证属性与数字收藏品本身等同起来，即NFT就代表了数字收藏品的全部。由于行业属性不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观点，但能明确的是，在NFT视域下出版四大维度的内在逻辑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为了探寻NFT对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技术的影响，本文以广义的NFT定义为基础，即NFT本身可代表数字收藏品，不考虑其狭义的权证属性 ［2］ ，以数字收藏品为主要分析对象，总结出NFT数字收藏品的关键节点与生成机制，深入分析在NFT影响下数字出版尤其是数字收藏品的各项创新与突破，以及NFT对数字出版整体的贡献与影响，从学理层面将数字出版与NFT视域下的出版实践相关联。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慢慢的变多的实践已经证明，包含出版在内的一切人类行为都在逐渐从现实世界向数字化的虚拟世界过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数字化和虚拟化带来的变革将愈发深广。在软质出版时代走向虚拟出版时代的过程中，出版载体呈现轻量化、虚拟化、便携化的特征，其所能容纳的信息量也慢慢变得大。在这样的趋势下，艺术类藏品出版也在向数字化迈进：早期“声光电磁”时代，出版载体主要为唱片、磁带、光盘等实体介质载体；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出版载体逐渐转向虚拟介质与实体介质的融合，各类艺术品如音乐、图画、电影逐渐由硬件设备和相对应的软件设备承接，完成由录显模式到屏显模式的转向。此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载体形式主要以手机、PC电脑、VR眼镜等个人硬件设备及对应的软件为主，其核心是屏显模式的广泛应用。即便AI在出版领域已经有了多元化的实践，出版载体也没有突破性发展，仍然基于实体介质来呈现。

  NFT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使数字收藏品出版载体有了质的变化，实现了出版载体的“脱实就虚”，即数字出版载体有了虚拟化的实践，这是NFT应用于数字出版的新突破。NFT的本质与一般的同质化数字货币相同，即将权证体现为一段代码，这部分代码不可篡改、透明度高、可清晰溯源。在NFT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中，虽然在部分环节（如交易、公开展览）仍需要软硬件结合的屏显模式来呈现，但从广义的NFT视域来看，因为其不可篡改的特性，以NFT为模式的数字收藏品的出版载体可以完整地挂在一个“区块”上。区块成链后，若不需要欣赏，可以脱离屏显，直接以虚拟的区块作为出版载体，这无疑是数字出版载体发展的重大突破。同时作为出版载体的代码也可用实体介质承接，即将代码拷贝下来，存储在其他的实体介质载体中。在过去，数字收藏品一旦脱离了屏显模式，其艺术价值、商业经济价值都要大打折扣，同时如果被大量复制到同质化的出版载体上，数字收藏品的价值也会急剧下跌。由于NFT具有不可篡改、非同质化的特点，可以使该数字收藏品在脱离屏显后其价值仍然未变，且NFT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将数字收藏品显在的“创意性”“艺术性”等价值固定在了虚拟出版载体上。出版载体脱实就虚，甚至完全虚拟化，是NFT对于数字出版的一项重大突破。

  NFT对数字出版的新贡献，是将出版符号的展现路径与呈现方式大大拓宽，由刻铸抄录的单层符号展现模式、计算机语言编译的双层出版符号模式，拓展到载体符号化的三层模式。

  在硬质出版时期和软质出版时期，无论是硬质出版符号还是软质出版符号，从生产到阅读都是线性的，出版符号以单一维度呈现。“所写即所得，所见即所写”，在出版载体上输入和输出什么符号，阅读者接收到的就是什么符号。在这种情况下，“编码—解码”程序是一维的，只要把符号刻铸抄印在出版载体上，就能轻松实现阅读功能的传达。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出版符号的编写形式与呈现形式均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的线性一维变为双层二维。阅读者在互联网中接收图文、音频、视频等外显符号，这些外显符号的生成与硬质或软质出版时代刻铸抄印的出版方法不一样，其底层编写逻辑是通过二进制编码和计算机编辑语言来完成的，经过统一的计算机语言编写后，阅读者可以在网络上收到不同的出版符号。简言之，硬质出版、软质出版符号的呈现路径是创作→刻铸抄印→出版发行→阅读接受，而互联网时代虚拟出版符号的呈现逻辑则是创作→二进制式录入→计算机语言编译显示→阅读接受。在这样的模式下，虚拟出版符号的创作方式是二维的编创录制→译写显示，由底层计算机编码语言符号和外显通用符号共同呈现。计算机编译程序是统一输入→统一输出的形式，即可以将各种繁复的信息编译在同一语言体系下，然后经由统一的逻辑输出。虽然互联网时代虚拟出版符号增加了计算机语言编译的工序，但这并不代表出版过程迟缓或出版效率的降低，反而因为有了统一输入输出的模式，出版变得更高效，出版符号所蕴含的信息量与过去相比变得更多，符号的组合、符号的意义也变得内涵丰富、样态多姿、形式多样。

  在互联网数字出版双层二维符号的基础上，NFT将出版符号的维度拓展到三层符号，除外显与底层编译符号外，NFT视域下的数字出版载体不再是实体，而是由区块链技术实现，出版载体完全由出版符号编纂而成，出版符号与出版载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不可分割的状态，体现了出版技术、出版载体、出版符号三大出版维度的“胶着相协”。过去出版技术的进步基本都是围绕出版符号复制技术的革新展开的，部分涉及数字出版的技术如激光照排、电子化海德堡六色机等新发明，本质上还是与软质出版载体的协进。直到计算机革命开始，人类才算真正进入虚拟出版时代，开启了数字出版的新革命，无论是“迎来光与电”，还是“奔向数与网”，抑或未来的“人工智能出版”与“大脑意识出版” ［3］ ，出版载体制造技术与出版符号复制技术基本是协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呈现逐渐虚化直到完全虚化的特征。就目前来看，NFT视域下的数字藏品已部分实现了“载体虚化”的目标，在此趋势下，未来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技术会更高效统一，真正实现技术与载体、符号的完全混同。

  从NFT视域下数字收藏品的出版实践中可以看出，随着数字出版的持续深入，目前这种“二维编创—译写”的模式，逐渐向多维度的出版符号编译方向发展，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时代，大概率会出现三维、四维甚至更多维度的出版符号编译与显现方式，蕴含的信息量会更大，阅读的成本会更低廉，编译的时间会更短暂，直至出版的边际成本趋于零。虚拟出版由声光电磁开端，经过“录显时代”的发展，再到未来的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出版，同样也体现了出版符号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表形、表音、表意也更加精准化、实景化、多元化和鲜活化。

  除上述出版符号“相协”关联的数字出版技术革新之外，NFT在数字收藏品中应用后，给数字出版技术带来了新创举，将区块链技术全流程引入数字出版范式中。在过去的出版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操作中，区块链技术由于其不可篡改、透明度高等特性，以及分布式记账的功能，较多出现在数字版权保护研究中，其中大部分研究仅局限于设想，或是对区块链技术与出版的关系作简单梳理，部分研究成果还停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并未广泛应用于现实的出版活动中，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出版技术手段。

  NFT视域下的数字收藏品改变了上述学术研究与出版技术应用分离的状况，真正运用区块链技术代替部分符号生产、数字印刷、出版物发行的工作。首先，作为数字藏品的产权凭证，NFT不可被伪造和篡改，解决了过去出版活动中版权保护的部分难题，用户可以将NFT永久放在自己的数字钱包中，不用担心遗失被窃，甚至还可以在二级市场做转手交易，大大降低了过往数字藏品的交易费用，提升了产权交易的便捷性。相对于过往空中楼阁式的区块链技术在出版活动中的应用，NFT无疑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其次，NFT使数字藏品的权证可以作为区块的模式呈现，甚至数字藏品本身也能以区块的模式呈现，出版载体从实体介质开始转向半虚拟/全虚拟的形态，这也与出版载体发展的规律相符。最后，从发行的角度来看，NFT可以保证溯源的基本能力，也可以保证权证的唯一性，数字藏品的出版发行借助NFT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发行模式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也几乎消除了发行过程中的欺诈可能。

  除上述技术突破带来的优势之外，NFT还给出版物带来了增值服务的可能——提供数字衍生品NFT ［4］ ，如小说作品中的标志性物品可生成相关的NFT，游戏中的特殊道具亦可制作成独一无二的NFT等。这一创举将传统收藏品、纪念品的模式与区块链范式融合，提供了新的价值尺度与内容生产模式，将大大提升和拓展数字出版物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空间。

  数字藏品在短期内的井喷式发展，为数字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2021年NFT模式下的数字藏品交易呈现爆发式增长，引起国内各大出版单位纷纷试水数字藏品活动。2022年3月7日，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布了业界首个NFT数字藏品，该数字藏品以长江新世纪旗下700幅有代表性的图书封面为主题，限量8 888份，上线余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发布了数字藏品，NFT模式已成为数字出版的新趋势，开启了数字出版的又一蓝海。

  目前国内的数字藏品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明码标价的数字藏品，采取线上形式发售，定价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第二种是随实体书捆绑销售，作为实体书增值业务的一部分，其销售形式为珍藏实体书捆绑数字藏书票销售，是数字藏品中较为典型的一类；第三种则是免费发行的数字藏品，分为免费领取和买赠两种形式，前者是直接赠送，后者则是在购买实体书或其他文创产品时赠送。上述数字藏品的底层逻辑与NFT视域下的数字出版基本一致，表明NFT已经在数字出版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

  与此同时，包括互联网巨头在内的各个行业也开始重点关注NFT与数字藏品业务。从被称为Beeple（甲虫）的数字艺术家迈克·温科尔曼加密艺术作品拍出近7 000万美元天价开始 ［5］ ，多家互联网公司纷纷入局，想要在新的风口上占据一席之地。从数据来看，2021年NFT交易规模达到140亿美元，规模高达2019年全球艺术品拍卖总额105.7亿美元的1.3倍。而到了2022年1月，OpenSea（公海）市场以49.55亿美元的单月交易额创下历史新高；2月1日更是创下2.48亿美元的单日交易新高 ［6］ 。上述数据和新闻报道似乎都展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数字出版新型分支产业。

  NFT确实给数字出版带来了新机遇，但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风险。首先，虽然采用了区块链技术，但是NFT仅仅是数字产权凭证，并不能完全与数字资产（数字出版物）等同，也不能代表出版物本身的产权，在目前的NFT交易市场中，已经出现了多起将无版权的内容制作成NFT，挂在公开市场上售卖的情况。可见，虽然有新技术和新概念的助力，但与版权相关的风险仍然存在，甚至在火爆交易的背景下版权问题还可能被放大。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仅仅是刚刚开始融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想依靠NFT来保护现实数字出版物的版权目前还无法实现。或许在未来NFT得到极大发展，且有法律为现实作品转化的NFT确权时，能够实现对现实作品的保护 ［7］ 。

  其次，NFT资产泡沫的风险不可忽视。部分人将NFT视作“庞氏骗局”，认为其是一场击鼓传花式的资本游戏，目前很多NFT背后并无真实价值支撑，仅仅是作坊式的图片制作，被部分炒家包装后投放到市场里，最后接盘的大概率是一时头脑发热的散户。有新闻报道称，当前NFT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缺乏统一的估值标准和公允的定价体系，近期其概念的火热，也吸引了一些投机团队的涌入，他们抓住投资者害怕错过的心理，借助各类包装、炒作手法，吸引用户进场，这无疑会放大市场风险，不利于NFT市场的健康发展 ［8］ 。就现状来看，NFT的本质仍是数字货币，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散户投资确实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割韭菜”的陷阱，多个部门也明确警示NFT投资的风险 ［9］ 。除此之外，NFT模式与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出版中的运用，目的是将人类文明延展到更广更高的维度，如果在数字出版实践中仅将NFT作为金融投机的工具，而忽略了它对于数字出版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变革，是本末倒置，也是不可取的行为。

  整体来看，由于生产过程和交易流程的革新，NFT极大推动了数字出版生态的变革，从出版的四大维度来看，数字藏品出版呈现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运行机制和路径。虽然数字藏品出版仅仅是整个数字出版框架中的一部分，无论是产业体量还是出版种类，都不是数字出版的主体，但NFT使得数字出版的范式有了明确的革新，出版思维也有了全面迭代。NFT带给数字出版的影响远不止数字藏品一隅，NFT视域下的数字出版未来或许会被更多的数字出版物借鉴学习，进而对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升级换代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NFT+数字藏品”的模式，对数字出版的最大贡献是拓展了数字出版的新业态，即数字内容的发行、复制、传播不再依赖于物理载体，而是经由虚拟路径实现。基于这一特性，选题、审校、印制、发行、营销等每个出版环节的实践成本都大大降低，整体交易费用下降，促使交易变得高频。NFT在数字藏品领域的应用，恰好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强调的财富来源于分工和交易的观点不谋而合。区块链技术与二进制加密哈希算法的应用，使得分工更加细化，也使得消费者购买数字藏品更为便捷，提升了交易的频率。同时由于获取数字藏品更为便捷，数字藏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生产或消费其他不同的数字出版物，这是NFT模式下的数字藏品市场在短时间内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原因。细化分工、提升交易频率、降低出版各个环节的交易费用，是数字出版品类寻求高质量增长的可选路径。

  此外，NFT也解决了数字版权保护的难题。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出版区块链应用的多项研究，都指向版权保护，但成规模落地的几乎没有。我国目前数字版权保护主要应用的是数字版权管理（DRM）技术 ［10］ ，但DRM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不同机构研发的DRM格式不同，导致兼容性差，虽然保护了数字出版物的版权，但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数字出版物的传播，影响了产业的整体发展。NFT“去中心化”的出版思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打破了过去DRM技术造成的传播壁垒，而且在版权保护上基于其透明化、可追溯等特性，使得数字版权保护更加完善，在著作权证等确认、版权交易、侵权纠纷等方面可以大范围的应用，全方位升级数字版权保护的技术与理念 ［11］ 。

  NFT这种数字资产权证形式也体现了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即出版载体会逐渐转向轻量化、便携化，相关出版技术与出版符号也会随着出版载体的革新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最终走向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完全应用，乃至大脑意识出版的全新突破，也体现了数字出版与Web3.0生态的融合。同时，这种非同质化的权证形式，背后的迭代逻辑涉及数字出版、数字印刷等许多出版范畴中的重要问题，其中某些问题如版权归属、交易风险、复制困境等尚未解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数字出版载体、数字出版符号、数字出版技术三者的协同演进，这样一些问题或将迎刃而解。

  作者：万安伦，华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小凡、黄婧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